安斋隆
中日交流“北京•东京论坛”委员长兼日本SEVEN银行行长安斋隆先生指出，中国与日本在加入世界各国之间的产业合作后都获得了快速的成长，他特别强调排除保护主义与民族主义是促进中日经济交流与和平发展的关键点。8月底，新的一届“北京•东京论坛”又将在东京举行。近日，日本资深记者八牧浩行采访了安斋隆先生，RecordJapan特做摘发。
安斋隆正在接受八牧浩行采访
记者：您创办“北京•东京论坛”并担任委员长的动因是什么呢？
安斋隆：在小泉时代，靖国神社问题一直阻碍着日中两国关系的发展。我当时就是希望去中国做点什么，或者从民间的立场出发，用一种什么方式来改善这个局面。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中国大陆激发出强烈的反日情绪，尽管双方都有各自的主张和说法，但两国关系的停滞乃至倒退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要避开民族主义色彩。
创办“北京•东京论坛”的设想在日中关系“政冷经热”时期之前就产生了。我从日本银行的老前辈前川春雄先生（原日本银行总裁）那里得到了启示，维护好日中两国的中央银行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发生战争，国家中央银行之间的联系也是不能断绝的。我在日本银行负责宣传工作时，就懂得了这个道理，外交不局限于国家的政府之间，即使政府之间的外交受阻，两国的中央银行之间也存在着重要的联系职责。二战前，我在香港工作时拜读了同盟通信社（时事通信社与共同通信社的前身）的松本重治先生撰写的《上海时代》这本书，书中内容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受到我的同乡，原耶鲁大学教授朝河贯先生（世界一流的历史学家。他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为促进日美两国和平而获得了“和平倡导者”称号）很大的影响。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我和言论NPO法人代表工藤泰志先生一起创立了“北京•东京论坛”。
安斋隆正在接受八牧浩行采访
记者：您怎样看待目前的中国状况？
安斋隆：我觉得中国之所以取得很大的成功主要在于其倡导和平。中国在和平中实现了改革开放，并且和日本一样，在加入世界各国之间的产业合作后得到了良好的发展，这些也更加促进了世界的和平发展。技术的革新使得工业化水平提高，人民的需求也随之提高，因此中国领导人的工作也愈来愈繁重。这种情况下，只要不走什么弯路，是可以保持良好发展的。亚当•史密斯的《国富论》在这里得到了验证。
前段时间，我在英国和法国举办商业金融界的论坛活动时去了爱丁堡。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英国经济学者亚当•史密斯的铜像，并且对他的《国富论》有了重新的认识。中国和日本现在的发展情形就是他经典理论的完美再现。市场的扩大对于产业分工非常有必要，这可以使双方，甚至全世界变得富裕起来。
记者：您认为现在世界经济应该主要防止的问题是什么？
安斋隆：最重要的是不要引发全世界的保护主义。比如关于政府出面推销新干线技术或者扶持什么产业也好，企业出现负担过重，立刻加大国家补贴，这就会构成保护主义。中国和日本都不应这样做。现在，亚洲已成为世界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导者，中国也再一次成为世界的中心国家。
我看到，中国正在积极地填补着产业改革所带来的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对中国现在的发展成就不应该大惊小怪，这也不是什么威胁。中国的技术革新以及产业分工，都是由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这个不能忘记。所谓技术革新就是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然后在极短的时间内把其变为适合自己的技术。因此现在中国的技术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很大的进步。通过一个星期的训练，谁都可以熟练地使用缝纫机加工服装，汽车制造也是一样。这都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才能够实现的。由于有国际上的客户，所以中国的技术也就会不断提高。
记者：您认为如果以经济为基础进行国际分工作业，能实现世界和平吗？
安斋隆：至少，我认为通过武力是不可能提高民生福利的。当然，只靠经济是不可能的。努力维持世界和平非常重要，我认为只有经济体制得以深化（包括军事支出），和平局面才能得以控制。如果经济关系出现危机则就有较大的危险，当然没有和平也不会存在经济的发展。中国政府也早就意识到，创造财富虽然重要，但是创建和谐社会更加重要。在这种时候，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发展，增强两国国民之间的友好气氛非常重要。
记者：中国在亚洲占有重要的位置，“北京•东京论坛”还是应该能够发挥很大作用的吧。
安斋隆：2006年的时候，我们成功邀请到当时的首相安倍参加了“北京•东京论坛”，这对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有着很大的作用。看来，为政者对促进国家之间关系还是有着很大的影响作用。
安斋隆
记者：您对日本媒体报道中国有什么看法？
安斋隆：日本一些媒体存在着不好的倾向。比如，他们报道一些中国人在日本买了别墅，却不倒垃圾、脏乱等问题。这些影响人们心情的事情多了，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这样一种观念。我们不能这样感情用事，中国人都不来日本，问题就能解决了吗？日本人在泡沫经济时打着旗子出去旅游，结果也遭到别的国家的人的厌恶，甚至也引来亚洲各国的轻蔑。而世界真正接纳日本游客其实也就是2000年左右的事情。在那之前，到了国外不问国情，嚷嚷着问有没有咸菜的日本人也大有人在。
和日本人一样，发展中国家一定也会沿着这条道路走来。比如，举办奥运会就可以提高民众生活和文化水平。日本的新干线也是以东京奥运会为契机建立起来的。过去，日本的卫生状况也常被外国人批评，韩国人吃狗肉也是众矢之的。这些国家民众生活文化水平都在国际化的融合中提高了。现在，北京，上海也很少有人随地吐痰了，垃圾处理也规范化了。我们真的应该彼此接受对方。
记者：是的，日中两国追求共存共荣的道路是很重要的。
安斋隆：为了弥补人口减少带来的负面效果，日中两国是必须要走这条道路的。中国也将迎来“高龄化”社会，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也会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的。
记者：企业的国际化以及国际的分工化，已经导致“国境”这个概念越来越遥远了。
安斋隆：是啊，日本的公司也都在国际化，因此只考虑自己国家的话，就是一种保护主义。保护主义严重了，世界经济就会萎缩。在环境保护方面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必要去努力改善。21世纪将是最难的100年，我们已经快要渡过最初的10个年头了。
记者：如此剧烈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还是首次吧。
安斋隆：苏联解体等因素导致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大潮，并且让物价下降。当时，因为日本还有相当的剩余资金，所以物价没有下降。不过也有说法称即使是供给货币也不会造成物价上涨。如果换成封锁经济、一国经济的话，就会呈现物价上涨。把巨额的债务账单全留给了子孙后代的想法，在希腊的经济危机中全部展现出来。说国债可以在国内消化掉解决财政困难也是骗人的。我们有必要利用其他国家的需求，采取相应措施来实现经济成长。
八牧浩行正在提问
记者：目前的日本年轻人正在陷入一种闭塞的状态。
安斋隆：是的，没有理想的年轻人也在增加。我认为，收入差距扩大等原因导致一种闭塞感在漫延，大家似乎都在寻找一个出口。但是，在这种时候，政治家、媒体都不应来进行煽动，以此达到什么目的。年轻人的闭塞感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种时候，日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确实地提高收入，而不能没有明确的方向性。
记者：日本企业的经营，过去显得非常强大。但是，现在好像对未来显得很难安心似的。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安斋隆：日本中产阶级以下民众的生活情况的确是每况愈下的。技术革新是人类的本能，如果能很好的利用，那么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创造出一种优质的产品。日本的年轻人要学会创造，创造新的物品，创造新的价值。我认为在给到日本的中国游客当导游的方面，日本人就应该争取自己来做好这件事。如果到日本来接受医疗的中国人不需要带翻译了，他们对日本的感觉就会更好。
记者：日中两国现在还应该做些什么？
安斋隆：我认为，日中两国人民应该能够彼此倾诉心中所想。相互理解是最重要的，为了让两国国民感情更上一个台阶，光靠民间的努力是不够的。两国的媒体、政府也要积极倡导和支持，这也很重要。
相关链接：访谈人物简历
安斋隆：福岛县出生，今年69岁。1963年东北大学法学部毕业，进入日本银行。曾驻香港办事处，任新潟支店店长，电算情报局、经营管理局、考查局各局长，1994年就任理事长。1998年11月就任日本长期信用银行行长。2001年4月就任AIBAI银行（现为SEVEN银行）社长。2010年6月就任代表总经理。现任中日交流“北京•东京论坛”委员长。
八牧浩行：1971年进入日本时事通讯社，在编辑局经济部先后从事金融、财政、通商、农政、银行、保险、金属、电机、食品等业界的采编工作。同时还担任大藏省、日本银行、财界等记者俱乐部的负责人。历任时事通讯社伦敦特派员、经济部部长、社长室主任、编辑局局长、时事通讯社常务（副社长）等职务。现任株式会社Record China 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