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谁都有可能染上的病。每天就想喝上两杯，不管与朋友聚会还是在家里，不知不觉就会想起酒。心里没有罪恶感，只觉得是排遣压力。某一天突然发现，不喝酒会焦躁不安，情绪失常，甚至双手发抖、产生幻觉幻听。对，这是患上了酒精依赖症。” 已经参加女性戒酒会两年的江田美子回忆起那段日子，至今心有余悸。
日本厚生劳动省研究组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因酒精依赖症需要治疗的人数达到109万人。在人们的印象中，喜欢喝酒的多半是大老爷们，酒精依赖症更是离女性很远。可是，日本百万酒精依赖症患者中，女性超过14万，比10年前的8万人增加了近一倍。
随着日本政府强力推动女性走向社会，不断逼其增加“活跃度”，她们不仅相夫教子的责任半点没少，还增加了职场竞争压力，借酒消愁的人越来越多。
江田美子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百货公司工作。由于是新人，不仅工作量大，而且每天下班后还得与男性一样活跃，“自愿”陪上司喝酒至深夜。慢慢地，江田发现自己不能一日无酒。结婚辞职后，她做起了家庭主妇，可是职场染上的坏习惯却无法“辞”掉。江田每天早上一起来就开始喝酒，不管高兴还是不高兴都喝得昏天暗地。
更糟糕的是即使怀孕，江田也离不开酒杯。虽然她知道饮酒会对腹中胎儿产生严重影响，可就是戒不掉。喝的酒越多，心里罪恶感越强，江田就越需要酒精来麻醉自己。恶性循环开始周而复始。终于有一天，酩酊大醉的江田洗澡时摔了一跤后流产。以泪洗面的江田更加离不开酒精。
很快，江田开始出现幻听与幻觉，被医生诊断为酒精依赖症。与很多患者一样，她不承认自己患了酒精依赖症，也不肯吃药。直到忍无可忍的丈夫离去，江田才下决心去参加女性戒酒互助会。
在这里，她见到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娘子军”，囊括了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的女性。有酒吧女郎、AV女优、女白领、女教师甚至女公务员与女社长。她们的遭遇与江田大同小异。在政府与社会的压力下、男性占绝对优势的职场中，她们不得不委屈自己，或经常借酒消愁，或长期扮演陪酒角色。对饮酒最初反感、慢慢习惯、最后竟离不开。
一位女教师每天由丈夫陪着去互助会，可是丈夫刚离开，她就手足无措，四处张望。大家知道，这是下意识找酒的表现。江田与她熟识后才知道，女教师所在的学校每月都有教学成绩、学生满意度、家长意见等各项考评，排名就贴在办公室最显眼之处，她必须开足马力才能不让男同事讥笑，不让自己难堪。回家后，女教师还得接替护理员照顾老年痴呆症的婆婆，为丈夫做好饭菜。巨大的压力下，喝酒成了她唯一能放松自己的事。就这样，不到一年女教师就患上了酒精依赖症。
来戒酒会的单身女社长原本拥有一家上百人的贸易公司。寻买家、找卖家还有琐碎的日常事务，每天她都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状态。为了拓展人脉，她还得去参加形形色色的宴会，喝各种酒。不知不觉，酒精就成了女社长最好的朋友。开始是心情郁闷时喝，逐渐高兴时也喝，到最后不管有事没事都喝。每天恍恍惚惚的女社长，判断力与记忆力越来越差，公司濒临破产，她不得不走进戒酒会。
女社长认为，政府的“推进女性活跃战略”才是罪魁祸首。她愤怒地说：“这哪是实现女性价值，是把女性当炮灰。职业女性已经累死累活非常‘活跃’了，让她们承担更多工作，只是为了加强压榨。对于女人来说，家庭是最重要的东西。每天忙成那样，她们有多少时间结婚生子，即使结了婚又怎么兼顾家庭。家庭主妇就更不用说。工作技能已经生疏，走上社会做全职也多半是临时工。而且，家里的孩子、老人还有丈夫怎么办？政府说可以聘请保姆，但保姆费谁出。自己出去工作，家里再请一保姆，这不是奇观吗。日本女性无法走上社会，不是不愿而是不能。只喊口号不见真招，政府不断施加的‘活跃’压力，我们不靠酒精还能靠什么消解？”
女社长参加女性戒酒会两年来，没看到几个会员走出去，只看到一批批新会员不断走进来。活动场所已经从容纳十几个人的事务所，转到了容纳上百人的礼堂。“难道政府就是想让日本女性最后都‘活跃’成这个样子？”女社长不由苦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