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东京中心城区山手电车线内侧的土地，就相当于整个美国的土地价值；日经平均股价最高时曾达3万8915日元，相当于今天的4倍。但此后泡沫破灭，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状态。
过去20年，日本的物价指数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而民众家庭收入在9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后一直走低，现在只相当于1988年的水平，日本的家庭收入原地踏步了整整25年。
而最让日本各界揪心的是收入上不去，日本民众的健康水平却掉了下来。在日本经济力量最为强大的1990年前后，日本人的平均寿命无论男女都是世界第一。但到了2011年，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退居第2，男性的平均寿命更是降至第8位。而且，日本社会出现了收入越低，癌症死亡率越高，寿命越短的现象。曾经让日本引以为傲的国民健康水平，开始呈现出加速恶化的倾向。
在日本保险类别里，简称“国保”的“国民健康保险”，是低收入人群加入的医疗保险。2001年后，日本年收入低于400万日元（约合24万元人民币）的群体不断增加，而收入高于400万日元的人群不断减少。特别是年收入300万日元以下的阶层，开始快速“发展壮大”。
其中，“国保”参保者的收入减少最为显眼。“国保”参保者1992年的年平均纯收入（收入减去各种必要开支后的金额）为109万日元（约合6.8万元人民币），2008年下降到95万6000日元，2010年降至83万日元。“国保”参保者的收入正在呈加速度下降。而“国保”参保者约4000万人，占日本人口总数的约三分之一。这意味着日本“一亿中产阶级”的稳定社会结构，已经开始彻底崩塌。
此外，“国保”参保者平均每年要支付14万5000日元，这相当于他们纯收入的十分之一。在接受诊治时，“国保”参保者需自己负担医疗费的20%至30%。而面向大企业职员的“健保组合”和面向公务员的“共济组合”，保险费不到其纯收入的5%。“劫贫济富”的医保体制成为了加大贫富差距的重要推手。
“国保”参保者中还包含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非正式员工。1990年，日本非正式员工占“国保”参保者的两成，现在已经增加了一倍，上升至四成。经合组织曾经劝告日本政府，应该调整正式员工的待遇，提高非正式员工的社会保障水平。然而，这个问题到目前还没有引起日本政府的足够重视。可是，以非正式员工为主的“国保”参保者却已经开始绝对贫困化，他们甚至交不起“国保”的保险费。现在，有超过2成的“国保”参保者拖欠保险费，而且这一比例还在不断上升。
按照现行规定，“国保”参保者如果拖欠1年以上的保险费，将失去被保险资格。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全额负担高昂的医疗费。根据厚生劳动省的统计，因为经济原因，退保人员生病后去医院就诊的比例，不到参保人群的2%。患上早期癌症的退保人员，因为没有钱去医院接受正规诊疗而丧命的案例近年来屡见不鲜。
没有钱就不能接受正规治疗，日本的医疗保险体制因此被称为“坏保险”。曾经在不缺钱的经济成长期，让日本成为“健康之国”的医疗保险制度，随着经济衰退已无当年神效，反而为扩大社会贫富差距推波助澜。这种现象在日本其它社会领域也广泛存在。由此可见，曾经让日本取得辉煌成就的很多制度，已经出现深深的“制度疲劳”，到了改也得改，不改也得改的地步。
